溜走了，于是原本理直气壮的官方，有了第一次失信。
很快，第二次失信也跟着来了，说好的找人给解决问题，不但没人来解决，反而是来了一辆车，把李雪莲抓起来送进了学习班。正如后来的县长发脾气时所说，“宪法哪条规定说不许老百姓告状”，到这一步，李雪莲闹大的理由就更充分了。
第三步，李雪莲上燕京告状，不敢和赵大头说真话，骗他说来北京旅游，找机会拦了首长的车，告状是成功了，赵大头的饭碗肯定也砸了。
因为这次失信，李雪莲对赵大头有愧疚，但也有了戒备，所以后来她和赵大头几乎成好事，却在赵大头的私心面前，再次失去了信任。
第四步，是告状成功，首长发火，压力从上至下，市长县长法院院长都撤职换了一拨人。按说应该解决李雪莲的问题，但都看到了，人可以撤，假离婚这事没解决，等于官方再次失信。
最吊诡的是，李雪莲为什么告状，已经不再是焦点，焦点是不能让她再告状了，特别是不能再去燕京。即便是首长都已经拍了桌子，撤了官员，老百姓告状的权利似乎还是没回来。不解决，不声张，这是官场体制对上对下的失信。
第五步，就是谁也不信谁，事情成了死结。李雪莲说今年不告状了，官方不信，非要让她给个书面保证。官方说我们帮你解决问题，李雪莲不信，要解决就只能上燕京。
法院的贾聪明副庭长，不想着走正常法律途径，而是找赵大头骗李雪莲结婚，把假离婚这事给按下去。
赵大头虽然真爱李雪莲，但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败露之后，一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李雪莲进了医院没钱缴费，说找亲戚借钱，救护车司机不信她，一路催促。
等县长等人找到李雪莲，第一件事是先赶走了救护车司机，医院没拿到钱，李雪莲也忘了这事。
只有秦玉河死了，这个意外是真的，谁都没法不信，于是告状没了理由，信不信，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事情稀里糊涂的解决。
但如果回头看，事情的起因，李雪莲应该是自作自受，因为这个失信的循环，起于她。
是她提出假离婚，试图欺骗法律和国家，把事情走到了死胡同里。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失信，是一个循环。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完全干净的人，即便是最被同情的李雪莲也不是。一个无法区分好人坏人，让人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故事，但这个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每个观众的影子。
所以，它更有现实价值，整个社会阶层中流行的虚伪，相互的欺骗，可做而不可说的“失信”，就是这个荒诞故事的内里成因。
这也是刘震芸编故事的一贯手法，往往先从家庭开始，原本应该最亲的人，相互欺骗失信，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谎越来越大，最后搞成了灾难。
《手机》是这样，《一句顶一万句》是这样，《我不是潘金莲》格局更大一些，从家庭外延到社会体制，还是在说这个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如果家庭总是出这样的问题，那社会的病也应该不轻，更勿论矛盾最集中的官场。原本应该依法治国的社会，最后只能靠意外来解决问题，一切都成了笑话。
更为有趣的是，电影中还特地做了一个突出比喻。法院的老庭长夫妻二人携手走过了50年金婚，下属摆酒祝贺，问秘诀是什么？
老庭长答曰：“忍！”
老伴拍桌子怒曰：“不对，是一忍再忍。”
法律工作者都要靠着“忍”这个含糊的字眼，而不是靠“理解”，“讲理”这些更明确的字眼来解释50年的携手，宋铮觉得这就很有意思，也很符合中国人的现实状况。
如果李雪莲开始的时候忍一下，是不是就没后来这些事了呢？
谁Tm能知道！
俩人定下来要拍的事，接下来就是怎么拍的问题了。
怎么拍？
宋铮首先想到的就是原版《我不是潘金莲》那独特的构图了。
前世，“圆形构图”可谓是《我不是潘金莲》在画面上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据说这还是冯晓刚和摄影指导罗潘在一次争议后的产物。
整部电影当中，发生于小镇的故事，全部采用了圆形构图，离开小镇到外地，则采用了正方形构图，最后的结尾，告状的问题解决，所有人回到正常生活，画面恢复到正常的全画幅。
在电影上映之后，面对众多的疑问，冯晓刚给出的解释是，构图的变化是为了体现中国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圆和方在故事中形成了最直接的画面暗示。
而在宋铮看来，这种画幅的变迁，还体现了李雪莲生活的逐步开阔，从开始陷在告状的问题中，到最后恢复正常，视觉上的束缚慢慢打开。
因为“方圆构图”的尝试，整个故事在画面上体现出强烈风格的同时，也对表达有了很大限制。
圆形构图时，摄影机多采用平静的旁观视角，以静止镜头和简单平移为主，多采用中远景，没有强烈的推拉变动，缺少近景特写，仿佛一部无法变化视角的舞台剧，情绪上很收敛。
再配上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