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很少会有人把这种行为归结为勇敢，更多的人怕是会贴上不自量的标签。
当然不能说冯晓刚不自量，事实上，《一九四二》拍的还是不错的，至少和同期大多数的国产电影相比，《一九四二》展现出来的绝对是高质量。
之所以票房一般，不受观众的追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色彩太浓，冯晓刚的《一九四二》在号称灾难片的同时，也号称是历史剧，但他在历史还原和历史阐释的时候，明显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
比如在解释《大公报》被停刊三天的事件时，冯晓刚的解释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但同样报道灾情的重.庆《新华日报》，却在《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发表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多达4余篇。
且据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大公报》被停刊的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冯晓刚将两段同时，但不相干的历史联系起来，其主旨在于政治的批评。不惜以扭曲事实为代价，抨击国民.党.政权，目的在于获取政治上的加分。
所以叫好声中，不乏政府的支持为效，不叫座的局面，也不免懂历史的良知者的叹息之声。
其次，就技术上来说，过于渲染血腥的场面，影片一开始就在枪声和血影中开展，中间又夹杂大量的血腥、残暴的内容，比如白修德拍摄河.南灾情的一段，多次复现了狗吃死人的镜头。
中国内地的影片一向没有明确的分级制度，所以导演们往往喜欢钻这个空子，用血腥渲染悲情，从而博得观众的眼球，但这个策略只适合在平时的环境下使用。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上映在“贺岁档”时期，过分血腥的场面，在对观众没有丝毫心理预示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屡次闯入，对于观众的接受底线来说，显然形成了一个挑战。
所以，冯晓刚用血腥场面渲染所带来的叫好虽然如故，但挑战观众们心理底线的后果，必然是失去票房。
再次，从结构上说，彻底的悲剧令影片失去观众群，电影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的篇目长，可以通过文字的渲染突出悲剧，让人在之余产生反思。
但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短则一个小时，长则三个小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为观众密集展示一个巨大的家破人亡的悲剧，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所以在对完全悲剧的原著进行改编的时候，大多数的电影导演都会对情节进行一些改编，不把悲剧做彻底，让结局有一些希望。
例如余华的《活着》，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家珍也死、苦根也死、二喜也死，只有福贵和黄牛活着。
但张仪谋在电影改编的时候，就明显照顾到了观众的情绪，把悲痛的结局终止在凤霞之死上，让观众在蕴含希望的同时，也有时间和经历，对稍早之前的悲剧进行反思。
而反观冯晓刚对《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密集地展示悲剧，唯恐观众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些悲惨的事实。
在电影院内，把悲剧强迫地灌输给观众，而不予其反思的时间，将故事片拍成了教育片，于是这部电影只好在优裕的时间里慢慢欣赏和回味，而不宜在电影院里观映和咀嚼，因此它的叫好而不叫座本来就在情理之中。
最后，从人性上说，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只能引起观众的反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可以大量描写非常时期的人性之恶，因为文字可以通过间接的语言蕴含褒贬，带动读者对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评判。
但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没有纯粹善良的真实人性展现，无疑是十分吃亏的。在整部影片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
比如瞎鹿为了粮食偷偷卖自己的女儿，拴柱以两块饼干为诱饵，目的在诱奸东家的女儿。花枝之前不为了粮食顺从少东家，之后又因两块饼干而称愿跟栓柱睡觉，似乎只是因为当时的饥饿程度还不够，老范这个人物戏份最多，实际上最平面，他的性格像一张白纸。
总之，没有一个人符合道德的要求，这可能是非常时期的事实，历史应该如实地记录，也可以这样真是的表达，唯独故事片做这样的展现，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
因为观众对于故事都具有良好的期盼，把这种期盼打碎，无疑是同观众的情感认同为敌。
归根结底，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冯晓刚就是太不拿观众当一回事了。
之前在和媒体的对话中，冯晓刚在回答《一九四二》为什么叫好不叫座的时候，就曾说过：“观众不是我的上帝！我拍电影从来没有媚过谁，觉得有意思，想拍就拍。观众和导演是朋友的关系：我拍电影给大家带来笑声及愉悦感，观众给我信任感，是平等关系，没有谁必须要买谁的好。”
这种论调无疑错了，因为导演一定指盼观众的票房，但观众不一定非看导演的作品不可。
《一九四二》就算拍的再好，观众们也没有非看不可的义务。所以冯晓刚在“贺岁档”的时段，用血腥挑战观众的底线也好，制造彻底的悲剧也好，不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