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她重生之后，到现在考入大学来看，K学组的组员身上，有很多这个时代才会赋予的重要元素。
一个是苦难，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和政治的动乱，给少年时期的生活带来压力。
二是责任感，因为承受着生活的压力，迫使自己需要改变，承担责任的意识就更加强烈。
三是感恩，正因为经历了苦难，对生活和社会的变化感受就更加强一些，对时代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发展总抱有一种感恩的情怀。
不止K学组的组员，包括傅黎本人，都因有了这份相同的经历，对责任、理想、英雄、改革，才会有着更理性和清醒的认识。
可以这么说，傅黎本身身上就凝聚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对教育的改革充满着责任心，这样的她，才会在十一中创建了K学组，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誓言，一点点带出了自己的人脉。
她这么努力，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那名，就是简简单单的想让国家富国安强，为此
她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这样的野望，与此同时，顾惜朝也是这样的人，傅黎和顾惜朝就仿佛躲在黑洞中互相舔舐安慰的野兽，有朝一日注定会伸出利爪，冲出黑暗，走向光明。
十年动乱结束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莘莘学子欢欣鼓舞。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给无数青年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在这个人人都奋发求学的年代，无数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学子们发愤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刻苦攻关。
还记得，那一年，还处于荒僻的学校和教室的墙上，被人到处贴着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几句话，它是叶剑英元帅的人生格言，代表着老一辈的殷切期望，也成为了年轻学子们奋发向上的动力。
傅黎看着周围的依依不舍的组员们，如今的我们，只是真诚的拥抱着理想和情怀，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这个时候怕是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未来的二十年里，超英赶美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即便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是残缺的，或者说是天生不健全的。好在我们也是幸运的，当我们高中毕业时，遇上了能够通过考试上大学，用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辛勤努力取得上大学
的机会。
随后，上大学基本不缴费，还有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补助。
当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工作也是国家统一计划分配的，不用担心没有工作，只是工作单位的区别而已，调配到哪里就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梦想而言。
当我们刚刚工作不能挣钱的时候，住房是单位分配的，只不过空间狭小而已，但还有等的希望。
80年代，是一个幸运的时代！
当然，在大学毕业之后，注定会遇到尴尬，当我们工作之初，社会各行各业急需人才，本科毕业还能够算是不错的“人才”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高校，遇上强调高学历，本科毕业明显不够了，又不得不能埋头啃书、赶考挣学位。等拿下硕士学位的时候，才发现硕士已经过时了，回头一看周边全是年轻得有劲没处使的硕士。
正如梁实秋先生在《中年》里说的“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齐在你眼前摇幌，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
这也将是K学组组员，大学毕业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同时这种历史进程，也代表
着我们这代人相当一部分人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尴尬和不安。
傅黎之所以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是想让他们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的激情和希望，用着这样一份心情，去体验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学生活。
也许，60年代的人成功立业的追求表现得比较明显一些，会更强烈一点。常常有要做成一件事情的冲动，做事不讲名利，不计报酬，这个相当突出的心理境界，因此这个时候，爱国主义不止是挂在嘴边的，而是真正的付出行动，踊跃的为国家发挥光和热。
毫无疑问，傅黎就是在这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气氛中诞生出的突出产物，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60年代出生的他们，或许野兽理想失落和迷惑的一代。
因为，如果说50年代出生的是崇高理想或革命浪漫的一代的话，那70年代出生的就是现实或自然主义的一代，唯有在中间的60年代人，生长在高举着崇高理想又随即失落的年代。既不能也不像50年代人那样，雄赳赳地宣称自己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青春无悔”，也不能像70年代人那样敢于自由个性、追求自我。
“68一代”的成长岁月成为一种历史转折的印记，见证着这一群人的存在，而傅黎所带领的K学组则承担着历史的意义拼命地生长，成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一代。
“嘤嘤嘤，组长，我一定会想你的。”
“等放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聚会，那时候我们都成年了，一定要嗨到天亮，不醉不归啊！”
“你小子哭个屁，哭的和娘们一样，别学丁茂春，丢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