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造反实录
沉墨麾下这些官员骨干之中大部分都出生于士绅阶层,就算是寒门子弟出身,也多与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跟随沉墨之后,最关心的问题自然还是沉墨对乡绅的态度。
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的话,必然会让内部出现混乱,也会让那些士绅阶层产生各种顾虑,不敢来投,甚至还有可能会进行武力抗拒。
要举事造反,肯定要广招人才。
而这年代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身于士绅阶层,或者由士绅阶层资助的。出生于草莽之间的才是极少数。
历史上农民起义唯一个成功就只有朱元章一个了。
而且老朱也不是很多人印象中那种文盲大老粗,人家一边打仗一边自学,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当了皇帝以后,不光能吟诗作对,就连《明大诰》都是他亲自编写的,文化水皮相当不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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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一开始的动静往往是轰轰烈烈,但是因为其出身阅历和学识等软实力上的巨大短板,导致他们“其兴也勃,其亡也乎”。
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当年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华夏历史上农民起义第一人的陈胜。
第二个就是李自成了。
这两个人的出身都差不多,都是真正的底层苦出身。
陈胜是秦国发往边境渔阳的徭夫,李自成是下岗的驿卒。
他们因为人格上的魅力,比如朴实率真,勇敢仗义这些性格上的优点让他们一开始获得了众人的拥戴,各路人马纷纷来投,势力如同滚雪球一样发展迅速。
但是随着摊子越来越大,各种事务千头万绪,繁杂忙碌,就逐渐让他们显得无所适从起来。
一切骤然涌来的新奇人人物,新奇事端,事实上都需要这个掌舵者来做出决断。
而这些事情,对于这些底层出身的农民领都是太过生疏的大政难题。
作为农民领袖,坦荡粗朴的他们本能地使出了农夫听天由命的招数,诚以待人,听能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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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梁颇具机谋,深知草草成军之众不堪一击,是故严厉斥责了项羽等急于西进渡江攻占郡县的主张,一边下令项羽认真操练军马,一边派精干能才逐个“徇县”。
徇者,不动干戈而收服也,几类后世招安收编之说。项梁之所以徇县,是料定人心惶惶各县官府均举棋不定,只要给各县官吏一定好处,收服会稽郡不难,果能如此,目下这支草成军马便有了坚实的根基。
两三个月下来,果然各县十之八九皆服,均或多或少带来了当地精壮人军,项梁军的实力大大地充实了起来。与此同时,项梁也亲自开始训练军马,以当年战胜秦军的精锐楚军为楷模,一个冬天大体练成了一支拉得出去且颇具战力的反秦军旅。在当时的反秦势力中,唯有这支“楚军”具有真正一战的相对实力,远远强于其余各路草创军马。
次年春天,陈胜军在秦军反击下大败几次,天下反秦势力大有退潮之势。当此之时,陈胜军的谋士,广陵人召平正在广陵为陈胜游说,力图“徇”了广陵。不料事情未成,便传来了陈胜再次大败与秦军东来的消息。召平颇是机敏,立即渡江找到了项梁,假称奉陈胜王之命结盟而来,说陈胜王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请项梁军立即向西渡江引兵击秦。项梁无暇审度其中虚实,只真切体察到时机已到,否则秦军灭了陈胜军则天下反秦势力顿时没有了呼应。于是,项梁军于正月末立即渡江西进,杀向了中原战场。
这是公元前209年秋天与次年春天的江东故事。
至此,各种反秦势力悉数登场,在中原大地展开了酷烈的连绵大战。在所有的反秦势力中,项氏的江东力量具有最鲜明的根基与特色。这个根基,是楚国老世族,是明白无二的复辟目标与复仇之心。这个特色,是军政实力最为强大,统帅、将才、士兵,皆从六国根基中生出,具有令行禁止的真正军旅之风。唯其如此,这支大军一开进广袤的战场,立即便成了反秦主力军,并在中期阶段完全取得了反秦最终政治目标的主导权。
楚地大乱之时,最先暴起的陈胜军也已经乱得没了头绪。
短短两个月之间,陈胜军洪水一般淹没了淮北地带,在陈郡称王立国了。这种令人瞠目的速度与气势,极大激发了不堪征发的天下民众。一个八月,中原民众大股大股地流入陈郡汇入农军,陈胜军的总兵力不可思议地急速膨胀到了数十万之众,连统兵的吴广也说不准究竟有多少人马了。不独人力勐增,各方隐身的能士也纷纷来投。军旅出身者有周文、周市、秦嘉、田臧、吕臣、邓宗、蔡赐、李归、董绁、朱鸡石、郑布、丁疾、陈畔、伍徐、邓说、宋留、张贺等,文吏出身者有召平、公孙庆、朱房、胡武、房君、秦博士叔孙通、孔子八世孙孔鲋等大拨六国旧吏与流窜儒生。另外一批投奔者则是六国望族后裔,有张耳、陈余、魏豹、魏咎、韩广、武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