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对的,我得先去加油。”
“不用,我已经给你加好了。”
“……哦……这样啊……什么时候加的?”
“早上,你还没醒。”
沥川说得没错,辛格能说流利的英语,却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常人多半听不懂,可是我不一样啊。我是训练有素的翻译,交谈片刻就掌握了他的发音方式。比如好多w的音你要理解成v,d要理解成th。F打头的单词要换成v,“fery good”就是“very good”了。简单换算几次,我们已能交谈无碍。
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病史之后,辛格医生发给了我一套检查LH荷尔蒙分泌的试条,让我测算自己的排卵期。我同时开始吃避孕药,据他说是为了提高卵巢的反应性,以便月经准时来临。
一切顺利,月信初至,我去诊所进行了抽血和超生波检查。医生对我的健康十分满意。我的子宫也没有任何问题。于是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注射促排卵药。这种注射需要一天三次,持续十天,由沥川请护士在家中完成。此外还有相当频繁的血液和B超检查。
卵子在严密的监控中逐渐成熟。
时机一到,医生给我注射了一种简称HCG的激素,告诉我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开始进行穿刺取卵。名字听起来吓人,由于使用了麻醉,整个过程我基本上是睡过去的,没有任何感觉。完成之后只是觉得小腹微微有些痛疼,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
由于好奇和信心十足,所有的检查我都积极配合。IVF的过程果然繁琐,有时一天要去几趟,有时天天都要去。我让沥川仍旧去公司上班,不必次次陪我。有时检查完毕,我会在停车场上见到等我的沥川,但我拒绝他陪我见医生和做各项检查。辛格告诉我,沥川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一天至少打一次电话,询问所有的细节和程序。穿刺那一天,他一直守在手术室的门外。见我衣冠楚楚地出来,笑而不语。后来的几天他都显得很轻松,大约是被我满不在乎的精神感染了。
三天后,三个健康的胚胎被植回我的子宫。这次不算外科手术,不需要麻醉,我也不觉得很痛。结束后医生让我在床上静静地躺几个小时,沥川给我带了一本侦探,我读了几页,看不进去,和他聊天。
看得出他的淡定是装出来的,因为他不肯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而是拄着拐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悄悄地想,十四天之后的孕检他会不会更紧张?
“哎,沥川,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信心十足地向他举拳。
他抓我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摩挲:“答应我,小秋,就试这一次好吗?如果不成功就不再试了。”
“为什么?”
“看见你天天这样又是打针又是抽血,我快崩溃了。”
“奇怪,打针和抽血,这不是以前你经常干的事吗?我觉得你至少比我习惯啊!”
“我不习惯。”他轻声说,“上次你的腿手术,我在医院外面站了一夜。后来你越病越重,我每次看见那个艾松都想掐死他,到现在一想这事儿我还恨他。”
“那你当时进来看我嘛,真是的,那么狠心。我当时可是恨死你啦。”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想……也许那样你会快些move on,投入到艾松的怀抱。”
“你少来啦!像我这样意志坚定的人,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
“改什么?”他没听懂。
“改变目标的。”
“小秋,你的意志真坚定,我真是太佩服你了。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个英雄了。如果是抗美援朝,碉堡都不知道被你炸了多少个了。我惨淡凄凉的人生,就靠你来指点我前进了。”
“沥川,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贫嘴了?”
回家的时候我拉着沥川拐进一家婴儿用品商店,买了一套粉红色的小衣服。
我们都喜欢女孩。
沥川一声不响地去柜台交钱,热情的售货员向我积极推销:“这位太太,你们的婴儿车买了吗?奶瓶买了吗?初生婴儿的尿布买了吗?还有包婴儿的小绵毯、小帽子、小手套?电动吸奶器?婴儿床?全套的发声小玩具?”
沥川神色极淡:“不着急。”
“本店这周有酬宾活动,所有商品一律八折,不要错过时机哟!”
“嗯,”我笑了笑,将一双玻璃奶瓶扔进购物车,“那就再买对奶瓶吧。”
“好呐!”
沥川瞪了我一眼。
“瞪什么,实在生不出孩子,这瓶子也可以用来装酱油的。”
转眼到了第十四日,晨起用试纸验孕,我失魂落迫地从洗手间走出来。
没有我期待的符号。
沥川上前拥抱我,低声安慰。
“先别气馁,试纸会有失误,血检的结果才最可信。”我看着纸盒上大大的几个“99.9%的准确率”不信邪地说。
沥川没说什么,带我驾车去诊所,去得太早没开门,我们在门外的咖啡馆里枯坐,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抽完血后,沥川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法国餐馆。我并不是很喜欢法国菜,不是因为不好吃,而是因为量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