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他的轮椅、常用药品和衣物。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寄来之物包括餐具、文具、床单、和巧克力。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
以前工作时,因为经常开会、谈判和见客户,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戴假肢。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这是件极不舒适且需要毅力的事。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若不小摔倒,还会有骨折的危险。几次病重之后,他身上手术过的部位肌肤更加脆弱,使用假肢的时间受到极大限制,近两年他已被迫改用双拐行走。
但是,只要还能站起来,沥川绝对不用轮椅。他说轮椅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
听见这话我窘掉了。
沥川纠正说,他是残疾,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
我继续窘。
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但他不喜欢看见人家用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来对待他。具体来说,他不喜欢被人特别关注或照顾。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
他只想做个很普通的人,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
而我,谢小秋,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
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我送他去医院,紧张得就好像世界末日。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死活不肯住院。他不敢在医院里呆太久,怕我会崩溃。
我说我神经没那么脆弱,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让我尽管放心。
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
尽管如此,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怕。
从那天起,沥川开始叫我honey.
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整套的西装、领带、衬衣、T恤、牛仔裤、鞋子、内衣……袜子。我猜想,可能是霁川和Rene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一股脑地都塞进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
衣物全部掏出来,堆了满满一床。
“沥川,”我叹气:“中国是个纺织大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这里又不是买不到。”
“纺织大国?我怎么不知道?”
“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
他顿了顿说:“Honey,我不随便买衣服的。”
“那还买了那么多——”
“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特别是裤子。”
他掏出一条牛仔裤:“你看,这样的牛仔裤你就买不到。”他穿上给我看,果然合身。右侧的裤腿被裁缝齐根剪掉了,沿着身体的形状妥贴地缝好。
“这也不难,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
“昆明有裁缝,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
真古怪,我笑了:“这么说,寄这些衣服过来是你的主意?”
“对。”沥川双眸炯炯地看着我,“我只穿自己选的衣服,以及我的裁缝帮我做的衣服。Period。”
每当他被我问得不耐烦了,就喜欢用这个词:period。 句号。
“呵,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你个小资。”
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高级宾馆或豪华公寓。
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楼道肮脏的老式楼房。
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每天都要洗碗、洗锅、洗锅盖、连酱油瓶也不放过。然后擦桌子、拖地板、洗马桶、倒垃圾。我戏称他为“清扫狂”。他说德语里真有这个词,叫“Putzteufel”(清扫魔鬼)。沥川还将清洁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
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他可以长时间地站得笔直,昂首挺胸,一动不动。如果不看下身,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沥川说,他是滑雪高手,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但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就放弃了。
说到这里我问他:“你不是学经济的吗?为什么又转行了?”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哥哥。”
“因为你哥哥?”
“手术后,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决定转校到芝加哥。芝大也有建筑系,只是不如哈佛。我想了想,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我就去了哈佛。”
“啊……哈佛!”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电影《爱情的故事》,“有没有追过女孩子?
“头几年我几乎不参加社交活动,”他说,“学业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日日学习到凌晨。”
“要这样拼命吗?”
“我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