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医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着。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上班,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庆辉、René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
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
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é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里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
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
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陈律师。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
当我问起江浩天是否打过电话时,他却微微一愣,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从来没听沥川提起过。CGP和陈东村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我立即拨通了陈东村的手机。
“你好。”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有啊,昨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给你打过电话?”
“是啊。我一直以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他让我帮他订一趟商务专机。”
“商务专机?去哪里?”
“他说有个紧急的业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去昆明。”
“你……你帮他办了?”
“不是很好办,不过,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的,沥川又出了很好的价钱,所以很快就谈妥了。支票都是从我这儿出的。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踪了。”
“我的天!他不会是……”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
从话筒里听到我的问答,大家的脸上均现喜色。
陈东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机。打电话去问时,那位蔡先生说,沥川和小穆的确是坐商务包机去了昆明。沥川看上去病得不轻,在飞机上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们下了飞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气,初晨的薄雾中带着一丝寒气。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霁川和René则更加茫然。他们从没来过昆明。在机场他们双双问我:“小秋,你说,沥川会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