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
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看见了我,指尖微动,我紧紧地握住他。
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我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é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吗?”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é调侃。
我问René,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é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士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了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 René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
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
睁开眼,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翻好身后,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正在此时,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So, 你是,我的家属,”话音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Since when? (译: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