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
我气喘吁吁地打了一个招呼,胸口剧烈起伏着,半天接不上话。
沥川很耐心地等着我的呼吸慢慢变成平稳,目光移到我的额上,皱眉:“出了什么事?你的头出血了。”
“哦?”我抚开流海,摸了摸额头,果然鼓出了一个大包。手上有几滴粘粘的血迹。
“别动,”他说,“我看看。”
薄荷的气息打在我脸上,冰凉的指尖,在我的额头上摸来摸去。我刚刚平静的心又以双倍的速度跳了起来。
“撞哪儿了?”
“撞墙上了。”
他的神情本来很严肃,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撞墙上?为什么?” 一面说,一面从钱包里掏出一只薄薄的密封小袋,撕开,从里面拿出一团湿湿的棉花,“这个是用来清洁伤口的,会有一点痛。”
“噢!”我叫了一声,他的手一抖,棉花掉在地上。然后,他紧张地看着我:“很痛吗?”
“有一点……”
“那我轻点儿。”他又去掏钱包,拿出第二团棉花,给我擦干净了伤口,又找出一张创可贴,给我贴好。
沥川很会照顾自己,身上总是准备着创可贴。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沥川想弯腰下去拾起掉在地上的棉花,我眼疾手快地替他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
“撞得重不重?要不要看医生?”他细长的手指,继续抚摸我的头顶,试探其它的伤处,好像一位正在受戒的老僧,“别是脑震荡。”
我很想回答说,撞得很重,你陪我看医生。转念一想,才几滴血,夸张了。
“没事。”我理了理头发,歪着脑袋看他:“几时回来的?”
“今天上午。”
沥川看上去比我在瑞士见到他的时候还要瘦,脸上没什么血色。奇怪。一般说来,人的病都是越养越好。沥川住院三个月,什么也不干,天天养病,家里那么有钱,什么营养买不起?怎么还是一日瘦似一日,颧骨越变越高呢。
“一个人回来的?”
“René也来了。 他最近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书,要来北京查资料。”
“René在大学里教书?”
“嗯。”
我们一起在台阶上站着,都不说话,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过了一会儿,我问:“沥川,你没开车来吗?”
“没有。”他说,“我在等我的司机,估计是堵车了。”
“我有车,不如我送你回家吧。”
“不了,谢谢。”
“来嘛,跟我还客气啊?”
“对不起,还有别的事。”他说,“下次吧。”
“没别的事,你就是不愿和我在一起,对吗?”我轻声地说了一句,目光幽怨。
他穿着件纯黑色的风衣,修身而合体。头发又硬又黑,还有点湿湿的,配着他那张瘦削而轮廓分明的脸,很酷,很神气。
他没回答,算是默认。
这么快,一切又回到了起点。沥川的作风,想不习惯也不行啊。
我扭头就走。
毕竟,沥川回来了,就象太阳回到了太阳系。
一向只有自转的我,顿时滑入了公转的轨道。有风有雨有引力,一切回归正常。
次日上班,我精神抖擞。因为要翻译一份重要的合同,怕浪费精力,我没开车,打车去了公司。
一到大厅里便有不大熟识的同事踊跃地跟我打招呼。昨夜一舞,虽没倾城倾国、至少让我成了明星。
“哎,小秋,早!恰恰!”
“恰恰!小秋,昨天很劲爆,怎么跳到High就跑了?害得你男朋友四处找你。”
“噢……我有点急事,回家去了。”
到办公室,把包一放,我连忙给艾松打电话。
那边响了一声就接了:“小秋。”
“对不起,很对不起,昨天我有急事,等不到跟你告辞就走了。”
“没出什么事吧?”他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介意。
“没有。”
“那就好。”他说,“下下个星期五我们所组织春游,你能不能来cover一下?”
“春游?很远吗?”
“就在香山公园。”他叹气,“工会主席的老婆在报社,还约了一群女记者、女编辑,说是要和所里的年轻人大搞联谊活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还有游戏猜谜什么的。”
“猜谜?那也叫游戏吗?”
“怎么不是游戏?我特能猜谜。”
“那个……好吧……我尽量配合。”昨天晚上我求他cover,后来又不辞而别,实在很不好意思。
“谢谢,改日我请你吃素火锅。”他很高兴,又说,“今晚的拉丁舞班,你去吗?”
“去呀,怎么不去。”
“那么,晚上见。”
“好的。”
我收了线,跑到行政办公室的邮箱里查邮件,发现里面塞着一个沉沉的包裹,外面一大堆德文,我掂了掂,是沥川答应给我带的巧克力饼干。拿了正准备走,遇到艾玛。
“啊,这是什么好东西呀?”
“巧克力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