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法语名字。看来,是我的发音有问题。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Cixous是法国人。你不是英文系的吗?”
“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和我同行。乔伊斯专家。”
他点点头,接着说,“那么,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
“嗯。是不是很吓人?很前卫?”
“不吓人。你看,你是女人,我是残疾人。我们都是边缘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我笑了,觉得这话挺逗。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自称喜欢读high-modern时期的。我不禁又问:“你读过西苏吗?”
“只读过 Le rire de méduse ,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Medusa.(美杜沙的笑声)”
“我做的就是那一篇。”
他看着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不对吧。六年过去了,你怎么看上去,思想一点也不解放呢?”他连连摇头,“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你的学问白做了。”
“我怎么不解放了?我挺解放的!” 我的嗓门高了,受到挑战了。
他不说话了,低头叹气。
“那你说说看,我要怎么样,才是解放的?”
“我若说了,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
“不会。”
“六年前,我已经说了再见,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
“我……我又没发多少。”我喃喃地嘀咕,有点气短。
“三百四十二封,算很少吗?最短的三十个字,最长的一万两千字。全部加起来,等于一部长篇言情。我不敢相信,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如果我是Cixous,听说了你的举动,非羞愧死不可。”他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口气十分认真。
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有点奇怪。沥川对我一向体贴,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今天——除夕之夜——选择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
“嗨,沥川,说说看,”我不动声色,“你喜欢读我的信吗?”
“还行……借助字典。”
“那不就行了。”我呡了一口酒,“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任何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其实,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专门名词。”
“什么专门名词?”
“情圣。”
一句话逼死了他。他终于没话说了。
于是,他笑了笑,转移战场:“讨论暂时结束。我想,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
说着,他转过身去,帮助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老太太,这个瓶子很沉,您放着,我来替您倒。”
那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头发稀疏,穿着件手绣的唐装,很齐楚,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问她还要什么。老太太说:“年轻人,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
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没有人吃,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沥川伸出长臂,拿出餐刀,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放到小碟子上,递给老太太。笑眯眯地问她:“您要不要水果?这里有西瓜和葡萄。”
“西瓜来几片,葡萄也来几粒。”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一副异常疼爱的样子。
沥川给她端了一盘子的东西,带着她,给她找了一个座位,放到她身边。
“年轻人,你的腿为什么是跛的?是受了什么伤吗?”老太太笑咪咪地问。沥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完美的,除了他的腿。所以,我觉得,老太太明显是在利用自己的年纪和沥川套近乎,她的眼光很不纯洁。
“是……车祸。”沥川的神态略微有些尴尬。然后,他又很认真地伸手过去,和老太太握了握:“我叫王沥川,是CGP的设计师。”
老太太很爽朗地笑了,她的假牙看上去又白又整齐。我生怕她笑了一半假牙会掉出来。正这么想着,只听得“叮当”一声,她的假牙真的掉了!
#¥%……!
我和沥川同时伸手下去,沥川手长,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拾起来,轻声道:“老太太,您在这里稍等,我去去就来。”他从旁边拿了个一次性的纸杯,去了洗手间。
老太太倒是无所谓,瘪着嘴对我说:“小姑娘,那位王先生,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老奶奶,我是他的翻译。”
没有假牙,她说话尽漏风。
“怎么,他是外国人吗?”
“是瑞士华人。”
“哦。他很可爱呀!”
“是啊。”
“难道你没看出来,他很喜欢你?他身体这么不方便,没有手杖都站不稳,你明明就在旁边,他也不让你代劳,自己那么辛苦地替我拿东西。”
我觉得,老太太是在变相地批评我。赶紧解释:
“王先生非常自信、也非常能干。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会和我说的。”
“你奶奶我阅人无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都见过。相信你奶奶的眼光,这绝对是个好男人。”
我心花怒放,笑得阳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