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群这个名字,我仿佛在哪里听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离登机只剩下了一个小时。沥川走得比较慢,大家都陪着他慢慢地走。只有苏群推着堆得高高的行李车赶着去办托运。
过了安检,我们在登机口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准备登机的通知。透过航战巨大的玻璃窗,我看见停在登机口外的是一架波音737-900。一路上,两位老总一左一右,一直和沥川窃窃私语。剩下的人,都识相地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我们的机票是清一色的头等舱。大家都知道,这趟差的主要任务,就是亡羊补牢。只要公司中标,花什么代价都值得。乘客们已经陆续开始登机,CGP的人却按兵不动,只因江总仍垂头和沥川说话。外企和国企一样有严格的等级制。一般工作人员不会越过老总,先行登机。觉察到这一点,江总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可以先走。于是,众人鱼贯而入。我拖着行李箱,埋头走向检票口,路过沥川时,箱子忽然一抖,好像从某个人的脚背上拖了过去。
我抬头一看,“某个人”似乎是沥川。然后我低下头,想看清我的箱子究竟压的是他的哪一只脚背。如果是左脚,我需要道歉。如果是右脚,我觉得用不着。反正,假肢没感觉。反正,我一句道歉也不想说。
什么也看不清。我这一迟疑,路人都看见了。碰到人家,还是残疾人,连个sorry都不肯说,像话吗?两个音的词,难道会噎死我?犹犹豫豫,正待张口,他竟先说了,两个字:
“不是。”
我舒了一口气。然后,昂首挺胸,拖着行李,孔雀般从他面前扬长而去。
到了机舱口,我又被拦住:“小姐,行李箱超标。请留在这里,我们给你拖运。”
“谢谢。”
机舱里的空气暖洋洋的,有些窒闷。
我坐在后排,临着过道。身边是设计部的小黄。我虽到CGP有三个多月,只和几个翻译有往来,其它的人基本上视而不见。那个小黄,我只和他说过不到三句话,只知姓黄,连名字都叫不上。所以,对他笑笑,然后,拿出MP3播放机,塞住耳朵。
从起飞开始,我的胃就一阵一阵地翻涌。其实我并不晕机。可能是酒喝多了,也可能是和艾玛聊天的时候,吃多了不好消化的牛肉。总之,我先是坐在位子上对着纸口袋呕吐,接着便躲在厕所里吐,翻江倒海,胆水吐尽。然后,我也懒得出来,就坐在马桶盖上喘气,像一条死鱼。两个小时的飞机,我吐了足足一个小时,回到坐位,我才省悟我为什么会吐。
居然是来了月事。
十七岁的时候我月事正常,一月四天,不多不少。比我认得的所有同龄人都轻松愉快。十七岁以后,我月事紊乱,不但日头不准,且来势汹涌,特别是头两天。头昏、恶心、呕吐、小腹痉挛——教科书上说的不良反应——我都有。一个月总有七八天的日子,一阙不振。
这当然不是最恐怖的事。
最最恐怖的是,我没带卫生巾。却是鬼使神差,穿着一件米色的筒裙,紧紧包着臂部的那种。先头我光顾着呕吐,不觉下身已红红地湿了一片。现在坐着,就能感觉血块一团一团地往外流。我吓得不敢动,更不敢起身。可身下的裙子被血一点一点地浸着,却能分分明明地感觉到。
我在心里暗暗地念,O、K、O、K、O、K。这是我的逃生咒,每当遇到窘事,我先要把我的OK经念上十遍,好像这么一念,一切就OK了。
到底,飞机降落了。到底,什么也没有OK。整整一个机舱,都是我不大认识的男人。我想求小黄把他的西装借给我,打量他的个子,那衣服就算我披了,也遮不住。就在这吞吞吐吐,难以启齿之际,头等舱的客人们纷纷走光了。只有我,还坐在原地不动。那一排站在门口向客人道别的空中小姐,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然后,我模模糊糊地看见沥川和另一个人,大约是苏群,走在最后,亦行将离开舱室。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回头看我。
然后,便径直走到我面前。
正要张口,却被我抢了先:“沥川。”
“嗯。”
“把衣服脱了。”
“哪件?”
“外套。”
他脱下外套,递给我。先前没看清,我以为是大衣,其实是件黑色的风衣,中等长度,质料很轻。我站起来,穿上风衣,默默低头,跟他走出机舱。他不问,我也不解释。
他身上的气息,再次团团地将我围住。先是衣领上的薰衣草,再是袖口里淡淡的树香,那是一种他喜欢用的绘图铅笔的气味。记忆的触须便在这瞬间,爬满了全身。原来,他还用那种铅笔。所幸他的脸,我仍然看不清。看不清倒好,此生此世,再也不受他的诱惑。
夜班的飞机到了站,我们一进宾馆,就开始睡觉。我先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将惨不忍睹的裙子泡在水里搓了半天,才把痕迹搓去。沥川的风衣只能干洗,我交到楼下服务台,填上他的房间号。
然后,我瘫倒在床上,全身的骨头好像被抽掉那样累。关了灯,一个人默默地对着月光辗转,折腾了几个小时,睡不着。于是起来,吃了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