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替代实际上就是内向型经济，是封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对外通过高关税、低进口配额来限制进口，对内则发展本国的相关产业，力主国内需求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来满足。
与进口替代相对应的就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五六十年代，国际上崛起的新型国家经济体主要都是采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比如说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再比如说改革开放进入第二阶段的中国，基本上都是采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几十年如一日推动的进口替代政策，已经将巴西带入了茫茫无际的沼泽，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封闭环境，令巴西国内的生产性行业技术水平严重落后，根本实现不了出口创汇的目标。而原材料的出口，受国际市场价格浮动的影响巨大，近几年来，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又在持续下滑。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巴西外汇储备的日渐枯竭，毕竟限制进口不等于什么都不进口，尤其是巴西的工业技术落后，很多工业成品中都要采用到国外进口的零部件，这就更增大了外汇储备的损耗度。
外汇储备的来源枯竭，便意味着巴西利亚必须持续的对外举债，于是财政赤字、外债激增的局面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这边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一大诱因。
再有，高关税、低进口配额的进口替代政策，本质上就是对国内消费者利益的牺牲。举个夸张点的例子说明，那就是同样的10万美元，在开放型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能买一辆德国原产的好车，而经过高关税的作用，同样的一款车到了巴西就得卖到40万美元，于是那些只有10万美元拿来购车的巴西人，就只能花这10万美元买一辆国产的三轮车开着跑了。那么这个买车的消费者承受的损失被谁拿走了呢？毫无疑问，被三轮车生产商拿走了，因为在开放型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这辆三轮车可能连一千美元都不值。于是在这个环节上，又出现了一个贫富差距拉大的诱因。
另外，因为有关税壁垒的保护，那些国内的生产者在赢得巨额利润的同时，往往不会将富裕的资金投入到技术改革、设备更新或是扩大再生产上。那么这些钱他们会拿来干什么？毫无疑问，投机是个最好的方向。没有扩大再生产的缓解，就没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它直接意味着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与投机的盛行，直接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断档，失去工作的人会越来越穷，投机的人会越来越富有；而大量投机的热钱在流通领域四处翻滚，与此相呼应的却是经济发展的日益萎缩，如果一个国家走到这一步还不出现通货膨胀，那只能说上帝爱死这个国家了。
可惜的是，上帝给予巴西的爱并不比他给予索马里的爱多多少，于是乎，巴西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在李再安看来，巴西有近两亿人口，有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工业化进程的良好积淀，同时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能够抛弃旧有的进口替代经济政策，代之以更积极、更广泛的、更能够融入世界的外向型经济政策，这个国家的重新崛起并不是一个梦想。
但遗憾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经济政策的调整不像是换一个口味的咖啡那么简单，这个过程中，牵涉到了太多的利益面，那些享受着既得利益、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现状的群体占据着这个国家的主流舆论，甚至可以说是绑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都势必会遭到他们的阻挠。
其实在李再安眼里，如今巴西的境况与前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只不过两国的政体并不相同，而且当初的中国存在着能够通过一番讲话就让各方息声的强势人物，巴西却不具备那样的条件。
综合各方面来看，在二战战后，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之后崛起的新兴国家里，几乎都走了一条由内向型经济起步，通过进口替代为本国发展工业化创造条件，而后再转为外向型经济，尤其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逐步与国际接轨的道路。
这条道路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后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深入剖析，就是通过国家政策的扶植，在进口替代阶段打造一批富裕人群，所谓先富带后富，就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辅之以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限制、社会慈善等手段，化解贫富差距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盘活整个社会经济面。
巴西在这个过程中的起始阶段就停步不前了，而中国则顺利的走完了前半段，后半段……李再安前世没看到太多的成果，除了一堆堆的烂摊子。
如今的巴西，从客观上来说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结合前世的所知，李再安很清楚，这场改革需要一个节点式的人物出现，而这个节点式的人物，又将改变一大批人的命运。在这场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腾挪中，李再安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收益些什么，但他却明白自己现在应该去做些什么。
简单的翻阅了一遍当天的报纸，一杯咖啡也正好喝完，用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