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惋惜的。
惋惜仍保持风度略微朝她们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王满治挽着江春芳胳膊，装和他们不熟的样子眼睛四处乱窜转向别处，似乎在向江春芳表忠心，同林惋惜划清着界限。
双林手握拳头放嘴上咳嗽了一声说：“你们不是也还在吗？”
街上人特别多，几人站一块影响了行人走路。
江春芳笑道：“我怕胖，得多走动走动，免得招人嫌弃。”
双林说：“有福之人胖点好。”双林说这话的时候看向惋惜，惋惜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下冷冷的，没有表情，看不出来在想什么。
江春芳见他这样说，手抚着嘴笑，眼睛妩媚地朝双林看去。
惋惜心下略感有些凄凉，她眼见着他俩在她跟前打情骂俏似的。
她打量了一下双林，淡淡地说道：“你们聊，我先回去，有些犯困了。”双林见媳妇要走，便也跟在她后面回去了。
惋惜说：“难得你俩聊得这么投缘，怎么不多聊会。”
双林手挎上她肩和她并肩走，说：“我怎么听着像有人阴阳怪气在说话呢？”
惋惜说：“我哪敢，还不得照顾着你的面子。”
双林说：“好了，好了，别跟个外人和我吵架了好吗？”
惋惜停下脚步，转向他，看着他说：“我这是和你在吵架吗？为的什么事吵架？”
双林见她一板正经说话，像是生气又不像在生气，语气却冷淡得令人害怕。他用手朝她脸上捏了一下说：“我媳妇儿这是吃醋了吗？都是我的错，我下次再不敢和别的女人说话了，行了吧？”
惋惜嗔怪地踢了他一脚，“谁和你吵这个事来着。”双林跳起脚闪一边说：“哎呀，没踢到……”惋惜气得在后面追着他打。
女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只是林惋惜潜意识里不愿意相信双林有过二心罢了。就如作家张爱玲女士在她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一书中写道：“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那日拜访完省城的几家商户，几人便匆忙驱车赶往下一个城市。途经上海时，江春芳说要在上海停留几日，开发一下新客户。叶子龙提出自已去找客户，让江春芳和双林在饭店稍做休息即可。双林没有帮忙的理由，便安心地在饭店候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素有“东方巴黎”“魔都”之称，可见其繁荣程度。
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双林平生第一次见到洋人；第一次乘坐人力黄包车，他们雇了两辆黄包车，把上海最繁华的地都跑了个遍；他也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江春芳还带他去了上海最热闹的“大世界舞厅”，她教他跳舞，他第一次笨拙地搂着江春芳跳舞。
给惋惜买的那件旗袍便是在大世界附近的商店里购买的，江春芳亲自挑选，双林由着她为惋惜选了这旗袍，江春芳的眼光他是认可的。而江春芳也很享受和双林独自逛街的感觉，在陌生的上海，他们不用担心别人会质疑他俩的关系，当售货员误认为他俩是先生太太时，她高兴地赏了售货员一笔小费，还特意告诉售货员旗袍是买给妹妹穿的。
双林短暂地迷失在了高楼林立的上海滩。也许所谓的新鲜感便是和旧人体验不同的新鲜事。陌生的城市，纸醉金迷的生活，双林彻底意乱情迷，同江春芳纵情享乐。
上海既有朱门酒肉臭的繁荣，也有路有冻死骨的凄凉。在离开上海前，江春芳特意带他去见识了上海的贫民窟，一些来上海谋生的人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在街头席地而坐，以天为背，以地为床，一个年轻的母亲坐地上用一个破碗给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喂水，母女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那小女孩顶着一头枯黄稀疏的头发，用瘦小的手扶碗喝水，她们周周全是捡来的别人丢弃的旧物件。
江春芳觉得建立在爱情上的爱情是短暂的，因为爱情本身是短暂的；而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是永远的，因为金钱是永远的。她想让双林将她和金钱联系在一起。
而杨双林认为钱是通往自由和尊严的通行证。城市的繁华和眼前的场景两相对比之下深深震撼了双林，他将那凄苦的画面想象成如果是他的妻儿时，他内心升腾起了对金钱前所未有的渴望。
从上海回来以后，双林便没有想彻底和江春芳断绝关系，他心里自有一份思量，也许他和江春芳保持关系，兴许以后能派上用场。他更是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上，期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至于惋惜，他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她的爱，只是他将这份爱转化为对他们这个小家庭创造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付出。而林惋惜却因为双林在工作上过多的投入，以为他烦了，不爱了。生活中的矛盾逐渐显现。
日子就这样在平淡祥和中过着，元宵节后人们消停了一段时间，双林也清闲了许多。
一日，他在衣柜里拿换洗的衣物，发现他在上海帮惋惜买的那件旗袍赫然立在那里。他将它取出来，对惋惜说：“我给你买的这旗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