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消息是，我得了运动神经元病，也就是俗称的渐冻症。好消息是，这个结果不用我亲口告诉周子建。医生下达判决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甚至他也许才是第一个接收到这个消息的人，因为他的座位和我相比，距离医生要更近一点。所以医生的声音是先传进他的耳朵才传进我的耳朵的。当然，这先后顺序没什么意义。 这只是我在接受人生重大转折时紧急避险的一个念头而已。 我记得当时他的表情。 是从来没见过的，那么迷茫的表情。 他好像是下意识转头看我，微微蹙着眉，想要向我寻求答案。他大概很不明白，明明我只是在健身房跌倒，怎么这个跌倒背后联结的判决如此沉重和惨痛。他在想医生搞错了，判决不正确，或者那不是我的结果，是别人的倒霉事儿错误冠上了我的姓名。 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好像医院的中央空调会趁他不注意一下子把我吹走。 反而是我更冷静。 我拍拍他的肩膀，拿起那张A4纸，又拿起医生办公桌上我自己的医保卡和身份证。我向医生道谢，我说麻烦了，我说那行，就这样。 医生的目光很动容。不知道他是被我的悲惨命运打动还是被我的坚强表象打动，反正我出门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跟我说有条件再去更大的医院查查，去北京，去上海，如果可以那最好去国外。他未尽之语被门板挡住，我拉着周子建，坐在了医院走廊的铁皮凳子上。 你屁股凉不凉，我问他。我感觉我这个打底裤有点薄，早知道穿得厚点了。 哦，哦。周子建低着头，自动给予我一些毫无意义的语气词进行回复。然后他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好像根本就忘记了该怎么动。 我不知道他的静止具体持续了多长时间，但那大概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回过神来终于记得抱住我的时候，我已经非常害怕了，我无法克制那种害怕，在医生办公室里强装出来的冷静已经倒塌、融化，不管是那个消息还是我坐的椅子都让我觉得冷，冷到不行。我希望自己隐藏，可是它过于庞大，超出了我可以隐藏的范围。我感知到自己在发抖，抖动频率很高，更像是痉挛。他愣了愣，似乎是回过神来伸手抱住我。 起码我们先回家。他说，先回家。 后来他告诉我，说那时候我的身体很冷。他想我的寒冷和恐惧是两件事，这两件他要一一解决。而回家起码能解决寒冷。 然后我们走出了医院，我走进温暖的春风，依然没有停止抖动。 那天剩下的记忆都非常模糊。 风景变成色块，对话变成背景音环绕在色块里面。周子建好像打了很多电话，好像抽了好多烟，好像是没有做饭点的外卖，好像是他的妈妈和我的妈妈前后脚进了我们家门。她们的脚步停在卧室窗口，并没有和我讲话，好像不忍卒读，好像不堪入目，躲避一样地离开。她们跑去客厅和周子建汇合，了解情况，商量对策，一次次追问，一次次反问，一次次寂静下来。 我没有再去打扰周子建。 我知道我被轰炸，他也被轰炸，此刻我们都很破败。我是破败结果的最后承担者，而他要忍着这种破败，应付现实世界中全方位全过程的进一步摧残。 那天到凌晨我也没有睡着。从被窝里钻出来，坐在阳台上吹冷风。寂寞的城市，寥落的灯火，周子建没有熄灭的书房灯。我听到他叹气，很悠长，很难捱。 我虽然性格有点敏感，但总体上还算是活泼开朗又可爱。那是第一次我想要划破纱窗从二十九层一跃而下。 要是现在死了就好了。 起码我不用听周子建叹气。鬼才要听他发出这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