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日。 三月的第一天，刘娥一连签发了好几道诏命。 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诏命，莫过于确立了真宗谥号。 这一次，赵祯没有假借‘天意’更改真宗的谥号，毕竟，更改谥号是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 在以孝治天下的年代，他还能给真宗上一个恶谥不成？ 与其关注这些不切实际的，不如好好准备一下半个月之后的经筵。 单论智力，古人不比现代人差多少。 现代人强于古人的地方，是更科学的认知体系，以及超越时代的眼光。 站在赵祯的角度，大宋需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 体制、政策、思想、学风等等，如果让他打分，统统不及格！ 然而，千头万绪，总要先找出那根线头。 思想改造，就是赵祯选择的第一步。 而经筵，便是改造思想的第一站！ 也是他来到这个时代，发出的第一声！ 想要先声夺人，必须要立起一杆足够份量的大旗。 对于这事，赵祯很苦恼。 苦恼的原因，不是因为找不出，而是选择太多了。 一手的王炸，怎么打？ 不过，若是加上三個限定条件，可供选择的‘王炸’就少了很多。 毕竟，既要震慑讲经的儒臣，又要在儒学的框架体系内，还要符合他的改造计划。 如此这般‘既要还要又要’，选择少一点，很正常。 一连几天，除了日常祭拜，赵祯都在阅览藏书。 最终，他还是选定了最初的议题。 孟子的‘性善论’！ 性和理，可谓是儒家学派内部的终极命题。 关于‘性’，孔子提及的很少，直到孟子提倡‘性善’，关于‘性’的讨论才渐渐多了起来。 然而，孟子的性善体系，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现实生活中，不只有善，还有大量的‘恶’。 其后，荀子的性恶论，随之诞生。 只是，性恶论同样有着重大缺陷，且不符合统治者的需求。 它，不够政治正确。 因此，后代的西汉大儒董仲舒，以阴阳之说为‘性善体系’做了补充。 【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 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 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也。】 继董仲舒之后，西汉末年的大儒扬雄，东汉大儒王充，先后为孟子的‘性善体系’做了修补。 但他们的补充不过是兼采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没有什么创新。 简而言之，他们构建的新体系，仍然不够完善。 再之后，唐朝的韩愈、李翱等人，也先后跟随前辈的步伐，为‘性善体系’添砖加瓦。 性善而情恶，是他们补足后的主流论点，也是目前儒家内部认可度最高的一种观点。 性，即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情，惑性者，即喜、怒、哀、乐、爱、恶、欲。 人之性，五常也，善。 人之情，七情也，情既昏，性则匿（蒙蔽），以致恶也。 赵祯要做的事，也不难。 摧毁‘性善情恶’二元论，然后再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体系。 抛出这样重量级的炸弹，足以震慑住讲经的近臣。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程朱理学’，正是因为构建了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性理学说’，方才成为当世显学。 准确来说，北宋一朝，洛学还不是主流学派，洛学始终被王安石的‘王学’压制。 直到朱熹横空出世，洛学才成功翻身，成为了儒家学派内部的杠把子。 此后，程朱理学始终牢牢占据着主流地位，延续了近千年。 哪怕封建制度瓦解，理学的枷锁仍在。 （再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至于，新观点抛出后，旁人能不能接受，赵祯倒不是很担心。 其实，宋朝，尤其是北宋一朝，学风还是很开放的，如果风气太过保守，又何以诞生洛学、蜀学、关学、王学等诸多学派？ 此外，诸如疑传、疑经、议古、拟圣等派别更是数不胜数。 当时坐拥无数拥趸的文坛扛把子欧阳修，更是直接向儒家经典《中庸》开炮，质疑起了《中庸》的真实性。 而这，也就是宋人的‘六经注我’。 即，所有的经典，不过是为我的言论服务，凡是能为我所用的，取之，不能为我所用的，弃之。 正因为开放包容的学术风气，陈寅恪先生才会写出那句名言。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此话，既是回顾过去，也是期望未来。 …… …… …… 西溪盐仓监衙门。 一个三十来岁，头戴首绖，身穿丧服的中年男子，神色木然地站在后衙的庭院中。 男子身材高大，鼻梁高挺，一双乌黑亮丽的眼睛，深邃而有神。 只是，此时的他，内心中充斥着茫然。 就在今天，他收到了新的调令，他将随同发运副使张纶，一起赶往两浙路。（注1） 此行只有一项任务——治水。 对于这份调令，范仲淹很诧异，像他这样的选人，授官应该由流内铨负责。 而他手上的这份任命，却是中书堂除的。 这合理吗？ 一般而言（元丰改制前），似范仲淹这等幕职州县官，授官选任，先由吏部南曹向流内铨呈送材料，然后，流内铨负责审核。 审核通过，再打回吏部南曹，由吏部南曹授官，并发放历子（记录官员政迹功过的册子）。 至于中书堂除，唯有中高级官员，或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