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作为宝安的顾问,买卖宝安的股票,赔了倒也罢了,关键是他赚了25倍利润,这种行为放在国外百分之百属于内幕交易,能被监管部门罚到倾家荡产。
然而在国内,他的这种行为又再正常不过了,庄家和大户不都这么操作的吗?
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并且毫无规则可言的社会里,钱就代表着政治正确,能赚钱就值得被高看一眼,所以没人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大家反而觉得李镇宁的钱来得“干干净净”。
李镇宁苦笑道:“我算哪门子叱诧风云,纯粹是小打小闹,跟在别人后面拣点残羹冷之吃。”
不出傅松所料,老李的话同样引起了公愤,付出了走一圈的代价,才将众人的怒火平息掉。
傅松记得这两年的内地股市大起大落,于是委婉地提醒道:“老李,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李镇宁知道傅松是好意,笑道:“傻子才用自己的钱炒股呢,我自己的钱已经从股市里退出来了,现在以投资顾问的形式替别人理财,赚点跑腿费。”
傅松惊讶不已,这不就是私募基金吗?这家伙眼光可以啊!
不过,私募基金的投资人也不是活lf,他们投钱是为了赚钱,如果把他们的钱给赔光了,李镇宁的下场恐怕比用自己的钱炒股更惨。
傅松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凡是炒股的人,如果不被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一顿,估计是不会听人劝的。
吃完饭已经八点多了,大家又继续喝茶聊天,直到月上中天,等酒醒的差不多了,这才结伴下山。
茶院里其实有客房的,若不是顾忌影响不好,傅松都打算和萧竹梅在这住一晚。
回到酒店时,已经半夜了。
明天萧竹梅爸妈来京城,傅松不方便继续留在这,所以尽管又困又累,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履行了两次义务,这才将将把萧竹梅喂饱。
下次再见面,估计要等到明年春节傅松去美国地时候了。
萧竹梅心满意足地扭着腰去隔壁看了看孩子,回来后钻到傅松怀里,又拽着他说起悄悄话。
“唉……。”萧竹梅冷不丁叹了口气。
傅松低头看着她,疑惑道:“叹什么气?”
萧竹梅特意修剪过的眉毛微微蹙起,“我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没见,大家都变了,而且变化都很大。”
“这不废话吗?整整7年没见了,咱俩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傅松感到很好笑,女人就是女人,就喜欢无病呻吟。
萧竹梅抬起头和他对视着,摇摇头道:“我不是说这方面,而是……,怎么说呢?
以前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聊的都是改革啊,经济啊,农村啊,每次大家都会因为意见相左,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骂你左,你骂我右,他骂你脱离现实,呵呵,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服谁。
然后回去通宵达旦找资料,引经据典,就是为了能把对方驳倒……。”
傅松听着听着,不由得失了神,萧竹梅所说的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依然历历在目。
“那时候每个人仿佛有无数的精力,是那么的激情澎湃。虽然有争论,但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
唉,可今天我发现,我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们了,大家都变了,当年的那种激情和奋进消失不见了,只剩下钱啊,生意啊,股市啊,投资啊。”
“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傅松突然有些伤感,“你出国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像李镇宁、张少捷、李俊、邓陶、郭凡声他们,一夜之间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所谓的心死如灯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只要说起经济体制改革,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农发组”这个机构。
“农发组”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简称,严格来说并非是一个正式机构,它的成立离不开社科院的支持,1980年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立群批了2万块钱作为该研究组的研究经费。
“农发组”以调查之风而著称,鼓励调查研究,认为只有深入一线和基层调查,才能获取真实的社会情况,并鼓励与百姓打成一片。
“农发组”当时聚集了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1982年这群年轻人连续五年起草了“中央一号”文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1984年“农发组”一分为二,一个是隶属于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专门从事城市改革的研究,另一个是隶属于gwy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
所以,从体改所诞生的渊薮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问题,如果农村的经济搞不好,城市搞得再好也白瞎。
体改所、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傅松作为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编外人员,跟这些人走得近也就很正常了。
再加上萧竹梅所在的计委农村经济研究室,就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术小圈子。
1984年以后,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了热点,所以体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