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之人正是议郎蔡邕。
蔡邕，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人。
现年已经四十有五，乃当代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之父。
王甫对此人颇为不喜，皆因蔡议郎直言善谏，每每戳痛心间。
在同年的早些时候，皇帝因天下灾害四起、鲜卑又来侵犯边境、百姓多受劳役赋税之苦，而下诏自责。
蔡邕便上书密奏，陈说皇帝应施行的七件事。
其中就述说了如何督察不法，如何甄选官吏，这些都暗指宦官不法乱政，让王甫好不难受。
因此王甫见蔡邕走出来反对，心里自然十分地不痛快。
王甫虽然势大，但他也有所忌惮，蔡邕这种清流名士正是他所害怕的。
蔡邕并没去在意王甫的反应，他在给皇帝刘宏纳拜完后，便开始陈述自己反对讨伐鲜卑的缘由。
他说，《尚书》上就有告诫警惕蛮夷乱华的内容。
《周易》上也记载有讨伐蛮夷的鬼才方略。
周朝有派大军征伐猃狁、蛮荆，大汉有在阗颜山、瀚海征讨匈奴。
可见，征讨异族这样的事情，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的。
然而，时世会有不同，形势也会不一样，所以谋划之事才会有成败得失。
因此打仗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审时度势。
像汉武帝，他心怀远大谋略，志在开辟四方。
他南诛百越，北讨匈奴，西伐大宛，东并朝鲜。
纵使凭借着文帝、景帝二世的物资积累，依仗着天下的丰富物产，这些战争还是使得天下匮乏了数十年。
战后，各种税赋不断加重，致使百姓苦不堪言，于是盗贼四起，搞得关东地区动乱不安，道路断绝。
朝廷立刻派出绣衣使者，手持节杖和虎符,四处巡视督察,发现不法问题即代天子行事。
很快武帝就发现问题根源，于是便停止四处征战并免除劳役，封丞相为富民侯，让天下百姓休养生息。
所以中大夫主父偃才对武帝说：“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这话意思是，那些致力于战伐争胜、穷兵黩武的人，到头来没有不悔恨的。
以汉武帝的神武，将相的勇猛，财赋的充实，所开拓疆土的广远，尚且还是会感到后悔。
何况现在人财皆都缺乏，事情还远比当时情况要差，征伐这事又怎么能轻易做决断？
自从匈奴逃走，鲜卑开始强盛，他们就占据了匈奴的故土，号称拥有兵众十万。
他们的财力变得更加强劲，其人也越发地有心计。
我方的关塞看护不严、漏洞百出，以致精钢良铁都被贼人盗出去使用。
大汉逃亡之人，又有投靠鲜卑为他们出谋划策的。
因此，他们的兵器锋利战，战马速度又快，都已经超过匈奴。
颍川太守段颎在以前也是善于统兵打仗的良将，他征讨西羌尚且还用了十年。
夏育、田晏的才略未必超过段颎，鲜卑的部众也未必弱于羌人。
现在凭空谋划就想一两年内解决鲜卑，又怎么可能会成功？
倘若战事接连不断，带来无穷灾祸，难道还能中途休兵？
一定会接连不断征募士兵，不停运输辎重，这是要消耗完中原各地，跟蛮夷一起合力摧毁大汉。
边陲的忧患，如同长在手足的疥疮。
中原地区的困乏，是长在胸背的恶疮。
现在各郡县的盗贼尚且还无法禁止，何况鲜卑这丑虏就能降伏掉吗？
从前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舍弃冒顿傲慢书信的侮辱，拿这些跟现在的情况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
上天设立了山河，秦朝修筑了长城，大汉朝修起关塞城墙，这是用来分别内外，区分不同风俗的。
如果没有被侵夺国土并欺辱到内部就好，难道要跟虫蚁一般狡猾的贼寇去一争长短吗？
虽然有时候能够击破他们，可又没法将他们都灭绝，难道要让本朝为这事忧虑得连吃饭都顾不上吗？
一心求胜不一定能够获胜，心存疑虑不一定就会战败。
过去淮南王刘安劝阻天子讨伐南越时说过：
“天子之兵，有征无战。意思是说天子军威强盛没有人敢于较量。
如果还是要去交战，那越人拼死迎战时，身份低微的士卒，万一没有防备而投降，即使最后得到南越国王的首级，却仍是大汉的耻辱。”
想用平民交换众多俘虏，拿天子声威蒙受外夷羞辱，就如淮南王说的那样，大汉就危险了，得失已经大到不可估量。
以前珠崖郡反叛，孝元皇帝采纳了贾捐的意见，然后下诏说：
“珠崖郡背叛，现在大家的意见有的主张可以征讨，有的认为应该放弃该郡。
朕日夜考虑，羞愧于自己皇威不足难以劝降，就想去诛灭他们。
但考虑当下时世变化需要做出变通，加上又忧虑那成千上万的百姓。
让天下百姓挨饿跟不去征讨远方的蛮夷相比，哪个更重要呢？
像宗庙祭祀这样的大事，在灾荒之年尚有不进行的时候，何况是回避算不上仇恨的侮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