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轮到我吃惊了，以为唐曼没有翻译准确，我对唐曼说：
“你告诉他，我只要一周，春节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节日，万家团圆。再说，那个时候，克鲁兹生活能够自理。处于恢复期，只要加强锻炼就行。”
唐曼再一次向克鲁克转述了我的意见。她面带笑容，不停地做着手势。还用四个手指头做成一个团圈。
我估计她在向克鲁克强调中国人对万家团圆的重视。
克鲁克站起来，不停地做着手势，声音很大，样子很激动。不用翻译，我知道了他对这件事极度反抗，表示不可接受。
果然如此，唐曼翻译给我听。克鲁克不同意。我们当时签有合同，在合同期内，是不允许医生离开的。必须让克鲁兹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即能走上讲台讲课。
我看见克鲁克激动得脖子都红了。继续坚持下去，只会闹出更大的矛盾。只好放弃回国的想法，对唐曼说：“请告诉他，那我就不回去了，坚持到克鲁兹重登讲台。”
唐曼翻译之后。克鲁克用极快的语速说了一段话。
唐曼对我笑道：“他说，他为刚才的激动，表露出粗鲁的举动，感到深深的不安，请你站起来，他要向你鞠躬，表示歉意。”
唐曼示意我，一定要站起来。
我站起，克鲁克对我鞠了一躬，伸出手来。
我握着他的手说：“我也有错，由于中外的认识不同。我们产生了误解。你注重契约的精神，很值得我学习。”
唐曼几乎是同步翻译。
克鲁克非常高兴，走到办公桌，端起咖啡走过来，说了一句中国话：“干杯！”
我不得不调整我的计划，不仅不能回国，而且在恢复期，想去刘启明先生那儿学习，也不可能的。
晚上，我打了电话给郑雅芝。他笑道：“这些事情，算我没有交待清楚。因为，在这边一旦签下合同，有些事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合同期内，你是没有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力。好啦，你安心在这边，春节，我来陪你。”
人算不如天算，事实上，上州三年12月29日，这个日子，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我差点就回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