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最后那句话——“每一个人的钱都是辛苦钱”——让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好。
这句话对吗？
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幕，我与陈总曾经的对话。
有一次，陈总跟我感叹，他跟街头炒粉的是一回事。
我问：“为什么呢？”
他说：“炒粉的清早就要起来，很晚才能收摊。我也如此啊，每天清早就来，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哪个决策失误，少则几十万，多至几百几千万打了水漂。
炒粉的最多是这一天少赚点，不会去讨米。干我们之一行，决策失误，有些人最后真的当了乞丐。”
是啊，克鲁兹家族可以一掷千金，但不可否认，他们的钱也很辛苦——辛苦不仅是指体力，还指脑力。
我必须改变对罗生那种人的同情。罗生是因为懒，如果他愿意辛苦，就不会住茅房。
克鲁克要求有一个明显的预期，他的说法并没有错。
我从床上爬下来，写了三个标准。
然后，改了又改，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语全划掉。再拨通郑先生的电话，了解克鲁兹以前的身体情况。
思考良久，才写下了三条具体标准：
初愈：可以下床活动。
巩固：可以生活自理。
恢复：可以回大学任教授，出国，达到中毒之前的身体状态。
我把这几条写完，觉得真的有些累了。
上床睡觉！
……
下午三点，郑先生来到房间。和我交流了一会儿，然后提醒我，记得带上护照和身份证。
我们走出宾馆，坐上来接我们的小车。
到了克鲁克家，我仍然像上午一样，扎针，拔火罐，给克鲁兹服中药。服完中药，我没再给克鲁兹按睡眠穴。
而是向克鲁克表达了如下意思：
派人记录克鲁兹的睡眠变化情况。我好对比药物起到的功效。克鲁克对站在一旁的菲尔叮嘱了一遍。
回到大厅，我把治疗的三个步骤，达到的目的，需要的金额跟郑先生说了。他向克鲁克作了翻译。
克鲁克说了一句话，郑先生翻译过来就是：“二十分钟后回答我。”
克鲁克家族成员起身，一齐走向另外一间房子。
郑先生对我说：“我也跟他们提了要求，如果同意方案，他们必须另外找一个翻译。因为我不可能长期呆在这儿。”
我点了点头，理解郑先生的决定。他作为一个商人，同时作为一个会长，社会活动家，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郑先生继续道：“当然，我也提出来，新请的翻译最好是华人。如果是近十年过来的大陆人则更好，那样，你们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能更好地沟通。”
我说：“你想到非常周到。”
我们聊完了，一起在等待着他们商量的结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两人都有些紧张。
我的紧张是，他们觉得我要价过份，要与我讨价还价。我还真不是一个生意人。
更担心的是，自已性格中含有某种冲动成分，是否会做出某种不恰当的举动来。比如，他们把价格压到四五百万，我会不会一气之下放弃治疗？
因为他们前期可以花五千万，劳而无功，克鲁兹越治越差。而我要一千万，他们又觉得贵了的话，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们是装出积极为长兄治疗的姿态。实际上是拖延治疗时间，就等着克鲁兹离开这个世界。
郑先生不说话，我估计他有些顾虑——生怕在这个时候，克氏家族节外生枝，让他一片好心付之东流。
二十分钟过去，他们仍然没有出来。
郑先生看了看手表。
我也扫了一眼客厅那座立式摆钟。眼睛离开了摆钟，耳朵却在捕捉“咔嚓、咔嚓”的声音。
这时，克鲁克终于走了出来，邀请我们进去。
在一间类似于书房的房间内，有一张大书桌，书桌上摆着一张已打印好的文件。桌前摆着两条高大的，类似于国内太师椅一样的座椅。
克鲁克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请坐。
我和郑先生坐在文件前。我猜测是一份合约，便用眼睛询问郑先生。他没有反应，而是在认真地阅读。
克氏家族成员站在我们身后。
郑先生屏心静气，一字一句地读完。
然后侧头对我说：“文件的内容是按到你提供的三条标准起草的。你不懂英文，我解释一下，这个文件很简约，也没有治疗失败，追究你负责的附加条件。
这在菲国已经相当宽松了。我以人格担保，你可以放心签署。他们是甲方，你是乙方。他们三人都签名，按上了蓝手印。你在右边签名，按印就行。”
我完全相信郑先生，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万山红”三字。
郑先生提醒我，一式三份。
我在三份文件上签下名字。
他再提醒我，把身份证和护照交给菲尔。菲尔复印了之后，把它们贴在文件的最后一页上。然后交一份给我，一份给郑先生。
郑先生说，现在去客厅，将有个简单的仪式。我们一起步入客厅。桌上摆着两杯鸡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