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之收益，主分为三，一曰强制流民、犯官族人屯田，二曰盐铁酒马等之专卖，三曰设关收卡税。三者约占袁氏收入十分之八，反倒是对隐匿上百万人口之官吏、将校、世家豪族所收赋税不足十分之一。”
荀攸扳着手指一条条解说。正所谓能收上来的才是税收、财政。收不上来的田租、市税, 归于郡县、豪族，于袁氏而言只数字尔。
公孙瓒余部众人眼中透露着疑惑，小声滴咕着，这些将校不明所以，只迫于荀攸乃持节主帅又刚击破袁尚，解静海之围，不敢大声起哄
荀攸将众人神色看在眼里：“举个例子，某秩俸二千石，然而其中一千五百石用于救济宗族贫困者，用于妻子、马夫厨娘穿衣吃饭、时常用度，这一千五百石对某不过数字尔。所余五百石，才是某可以使用的俸禄啊。”
不知谁说了句：“就是交公粮与私粮”
众将校尉皆哄笑不已，针尖对麦芒的情绪大大缓解。公孙续被众人推出来，问道：“这与安东不发兵援易京何干？”
荀攸：“此财，所以河北能养兵三十万。然三十万兵壮几近其实控人口1/10 ，此穷兵黩武之政！亦所以安东不能养四、五十万兵也。”
公孙续等人皆问：“吴王治政之能名扬天下，既袁氏可，为何安东不可？”
荀攸：“安东厚养士卒，相同兵力所耗之财，多于河北，安东之财税制度，无法支撑如此多兵，此其一也。安东民心不许穷兵黩武！此其二也”
河北属于强制兵役制度，强制百姓为兵、服役，这个基础在于军屯、民屯提供了直属士卒，以镇压不服, 提供了政治参照，以整齐郡县。曹操收纳青兖黄巾亦属此道。不论移民南下，还是移民海东，安东军对流民一开始都采取与河北、曹操类似的军屯方式，也以此获得大量直属将士和粮食收入。
整编流民为主力后，袁绍、曹操、刘备、刘焉等都对地方世家豪强取得压倒性优势，从普通郡守州牧中脱颖而出。
第一回合，路子野、手段多的军阀们，战胜了不适应社会形势剧烈变化、还循着治世老路的循吏、庸吏
柔不可守，刚亦不可久。以严刑峻法、强制征收、强制服役、大锅饭为特点的高压军管模式，持续时间长了就不可避免造成“貌恭而心不服”，导致军心厌战、百姓生产积极性降低，导致基层官吏腐败等新问题。
——大棒之后，袁绍欲以宽得人心，对麾下世家豪族大量隐匿户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曹操在大棒之上在加大棒，刑罚不行就举起屠刀，治下豪族则用迁移逃窜做回应。
除了严刑峻法+拉拢许职，他们也拿不出更好应对措施。
安东不走河北封闭僵化的老路, 不走曹操残忍嗜杀的邪路, 而通意图过改革创新走出新的道路：
设立静海钱庄等发放低息贷款和提供保险, 支持流民、贫民、中小商人开发土地、购买农具、建设房屋、从事手工业、矿业、运输业。而静海钱庄资金除了刘备自有资金，更多来自于一些世家豪族投资和普通百姓存款，这就有效减少移民成本、重建成本，提高军事拓展新土地的速度，这些超过安东财政十倍的天量资金使得安东能在数年之内横行海东，将辽东、朝鲜半岛大部、夷洲、日本九州……纳入控制，同时也获得青、徐、江东士林百姓之支持。不能不说是巨大体制优势。
随着军事节节胜利，战线大幅度向前移动，早期定居点如胶州、淮安、平壤、汉城等区域外部威胁大幅度减少，土地逐步开发，交通越发顺畅，百业振兴。百姓余财越来越多，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迫使安东做出改革，主动把军屯转为更加宽松的民屯，乃至于转化为非军管的普通乡里、尉亭。
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吃穿转为安全和自由，也使得对强制兵役抵触越发巨大，逃役现象时有发生——故而安东征发壮丁比例不能过高，打仗也极注意控制伤亡。
东汉时期长时间存在的代役兵制，在废弃数年后，又在安东重新登上舞台（缴纳钱财免去兵役）。
一般来讲，越是富裕地区，服役愿望越低，兵员战斗意志也越低，就不得不引入募兵制为补充——从山区、海边等区域招募大量贫苦壮丁代替缴钱的富裕区域壮丁。这也使得幽州边军、泰山兵、丹阳兵、会稽兵、海东兵数量大幅度增多，逐步取代青州兵、徐州兵主力地位。
“用代役制为基础的募兵制为主，将之前的普遍强制服役制度降为其次？以职业士卒代替义务兵卒？”
公孙续：“这就是安东不能征发更多士卒之答桉？”
公孙瓒的部下们脸色各异，面面相觑。幽州外有鲜卑、乌桓之侵，内遭到黄巾、张举、张纯之乱，继而公孙瓒与袁绍相争近十年，燕赵之地苦寒，男女老少皆能提刀跨弓，他们早就把战争看得如吃饭喝水一般寻常。
荀攸洞若观火，知道幽州人看不上男方某些富裕州郡的醉生梦死，却又不得不长期仰仗于南方财赋、物资、人员支持。
“简而言之，袁氏政权之基础，在世家豪族，尤其是大族豪强，故而必须给其政治特权，并容忍其贪腐市税、隐匿人口、偷逃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