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你们想不到我有多迷茫、多焦急、多痛苦，如果你们看过电影里刑讯室里审讯者的样子，基本就能知道我是什么样子了，我就差气急败坏了，我多想赶快打开他封闭的心门。明知道急没有用，我还是忍不住的焦急，每天都在思索那打开心门的关键一招是什么、在哪里。
国庆节刚过，天气日渐转凉，我们医院开始大量的复查那些公费治疗的病人，凡是家庭住址确切的，都要及时与收容遣送站联系。在他们安排好以后，分批遣返这些到处流浪的精神病人。我们科早已经满员，工疗室里还加床了五个病人，刘主任心急火燎的带着我们四个医生，加上护士长连着四五天认真的清查，最终把十五个病人挑选出来，列好遣送名单后准备报到院里去。
其他十四个人的情况比较清楚，全部都有确切的联系电话，而且还让付大夫逐个打电话核实过了，住址和家人情况很确切。但是，对刘主任把吴清列在表中我极力反对，刘主任根据吴清的情况，提出的建议是遣送到广东省广州市民政局，由对方再去核查。我表示，这是给广州市扔过去了一个大包袱，现在吴清的情况其实都是猜测，是不确切的，广州市的人很可能根本找不到吴清的家，那么吴清就可能再一次流落街头了。
但是刘主任依然坚持遣送，他在精神病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对这些都是照章办事，没有什么错。病人长期滞留在精神病院不是好事情，需要找到他们的家人，让他们尽快回归家庭才是正路。
可是我真的不同意把吴清遣返，因为目前我们还不是完全掌握了他的情况，如果仅凭印象的判断做事，很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我找了刘主任，算是“苦口婆心”的和他争论了半个多小时，我说吴清的情况还是有待核实的，很多情况都只是“感觉”上的事情，还是不送的好。
刘主任毕竟也是三十多年的精神病院医生，他认真的听完了我的陈述后说道：“小夏，我同意你的观点，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先把名单报上去，在备注中也请医务部和广州市民政部门先沟通一下，如果有眉目了我们就送，如果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提供，那就在专题谈论会上再看看专家们的意见吧。”
研究遣送病人的会议定在了周四一上午召开，主要是分析研究所有遣返病人的治疗效果，然后会拿出报告上报到上级主管部门。因为涉及到全院每一个病区，几乎所有医生都要参加这个会议，所以会议在行政楼的学术厅举行。
所有院领导都在主席台就坐，医务部主任简短地说明了会议主要议题后，就一个病区一个病区的开始汇报。轮到我们科室时，吴清是最后一个提交讨论的，我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半年来吴清的治疗康复情况。最后，刘主任对我科所有这次要遣送的病人做了综合情况说明和报告。在提到吴清时他谨慎的建议与广州的民政部门联系，由救助部门对接，希望在当地的有利条件下，尽快查清吴清的情况，及时让他回到家人的身边。每个科室不但要考虑完成政府交给的政治任务的同时，当然都是要考虑到经济创收的，刘主任毕竟是科室主任，官大一级压死人，特别是他也是为科室着想，每多一个这样的病人，科室的创收就要减少很多，那全科室的人都会怪我们的，如果医生没有及时把这些病人治愈，使他们的病情稳定及时遣送，不但压床位，病区管理上也有困难。
那个纪检杨书记哼哼哈哈的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官样文章她很会做，反正她是听大家的意见，出了问题她也能很好的一推六二五甩个干干净净的。最后的结论还是要由路教授主持的专家组来做出。所以，他最后上了主席台，对所有即将遣送的病人做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三、九病区的三个病人目前处于发病期，路上遣送站不能正常进行管理，很容易出现问题，因此他建议暂时不遣送，可以再留几天观察一下。然后，除了吴清以外的其他病人他都认为可以立即上报。
最后他沉吟了一下，缓缓地说道：“根据我们几次查房得出的结论，病人吴清经过半年的治疗和康复，做了脑部手术后病情恢复的很快，表面看病情稳定，能够正常与他人交流，但是仅凭口音来送返，似乎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这次找不到他的家人，则他再次流入社会的可能性很大。假如做错了，会耗费更多的时间、财力和人力。所以，我还是建议再观察一周。”
专家组最后一致同意了路老师提出的所有意见，我总算是放心了，一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预感到吴清的秘密应该就在这几天能够揭晓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是路教授的得意门生，我知道他老人家经过几十年的精神科的磨练，是一个很有善心的老人，所以我提前给路老师详细介绍了吴清的情况，我尤其说到真的不想让吴清孤苦无依的度过后半生，也许就是这句话让老师终于下了决心，在关键时候算是“网开一面”，给了我，也是给了吴清一次机会。
会后，路教授又专门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坐在椅子上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小夏啊，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想到没有。这个吴清很可能已经完全恢复了，也就是说他的应激障碍精神症状很可能已经消失了，不是病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