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咖啡吗？”他十几天来第一次开口说话。
我正准备说是凉开水，但是脑筋一转假装没听懂他说的什么话，只是胡乱的点了几下头，就使劲吸了一口烟。
见我点头，他把水杯凑近嘴巴，用鼻子吸了一下然后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对我说道：“没有糖的咖啡，原来也是很香的啊。”
他喝了几口水，但是那副样子很像是在品尝美味的咖啡，我看着他的样子。突然感到九床没治了，他刚刚有点儿好转的病情加重了，这是很不好的反复，对他今后的治疗和康复影响很大。
直到夜色降临，他也没有再说话，我们两个人把两包刚打开的烟全部抽完了。所以，我们好像是在参加吸烟比赛一样的一支接一支的抽烟。
第二天，为了寻找九床治疗的最佳方案，我把他的病历又重新研究了一番，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最后，我对着那份夹在病历中的司法鉴定结果，陷入了沉思。
根据鉴定，九床确定无疑是遗传精神病，偏执性、妄想症，家族史很明确，在他杀死妻子的时候正处于精神病的发病期，不具备责任能力。
再想让九床恢复我估计是很难了，他这次受到的刺激让他大脑里发生了病变，我只能这么推测，因为我无法打开他的脑袋看看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问题。我只能希望在今后他漫长的住院中，逐渐的恢复了。
又过了大概半个月，法院为了他的案子第二次来传讯他了，三年的时间无人过问的九床，这一个多月被法院连续两次传讯。这次除了上次的两个男法官外，另一个也是一个男的。法院换人来传讯了，于是我很随意地问他们：上次来的那个女法官呢？他们说她回去后不吃不喝，神情恍惚，躺了三天，然后就疯了，被送回去了。
我愕然。
大概又过了半年的时间，我在某一天忽然接到了一个外地的陌生电话，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她的闺蜜，她说的一些事情很快就让我明白了。我虽然接到过她的邮件，但是还没有听过她的声音，她的普通话很不标准，每句话后几乎都带着一个“啦”，让我很费劲儿的才基本上听懂了。
她的闺蜜说，她回去后就住进了精神病院，诊断为应激性精神病，三个月后病情有所缓解。闺蜜去看了她，她就把一切都告诉了闺蜜，她不怨闺蜜教坏了她，说那一天在她的心底永远藏着，本来想这辈子再也不见他了，因为见了是痛苦，是无法自拔。她也不想把两边的家都拆散了。但是，她说下辈子一定不要跑得太快了，她要等着他来追求她。
闺蜜无法安慰她，只能和她一起哭。闺蜜说从来没见过她哭的那么伤心，哭的肝肠寸断。闺蜜在电话里反复的说是她教坏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她现在很后悔。当初就不该把自己婚外情的事情告诉她，更不该以一种炫耀的姿态给她说那么多事情。造成她现在这样的罪魁祸首是她这个最好的朋友和闺蜜。
我无言回答她。只是听着她在电话里从讲述到哭泣，最后她说：不多久，她出院了，然后在家里自杀了。
她的闺蜜要了我的QQ号说是有一封邮件想发给我，我给了她。然后，她忽然平静下来对我说道：“一切都是孽缘吧，自己种的因，就会有自己收获的果。我真的很后悔没有照看好她，这都是我的错。希望网上的人以她为戒，也以我为戒。”
她很快就给我发过来了那个邮件，邮件里的叙述非常详尽，所有的过程描述的很真切，这是一个写花边新闻的自由撰稿人的习惯吧。
我知道她想让我写好能发出去，让那些热衷网恋和婚外情的人警醒。
又过了三个月，天气日渐寒冷，初冬来临。九床突然开始闹着要出院，我没有这个权力，我们主任也不敢做主，把情况报告了医院的领导。第二天我们接到通知，给九床办理了出院手续。来接他的人我们根本不认识，开着很高级的小轿车，是办公室主任带着到我们病区的，核对了所有的手续以后我们把九床交给了对方。
九床在走出病区大门的时候，忽然转过身，对着在护士站看着他离开的工作人员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他转过身就走了。病房大门关上的沉重声音，让我试图通过大门关闭瞬间的那道缝隙，再看一眼九床的背影，但是门无情的关上了，一个护理员面无表情的锁上了沉重的通锁。
我以为这件事情差不多也就到此结束了。
大概两个多月后，在元旦前夕，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休演唱会时，我接到办公室主任的电话，让我去一趟她的办公室。我不知道这个才调来不久的办公室主任找我能有什么事，但是办公室权力大，于是我放下了病区排练的快板道具，去了办公室。
在办公室主任给我打开门的时候，我看到她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但是我并不认识，也不好给他们打招呼，就看着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递给我一杯水的同时，交给我一张函件，我看了一下，是一个大机关的函件，大意是有这么两个人（请恕我省略了两位老人的名字），因为XXXX之事（当然是我的九床的名字和他的事，也请恕我不能相告），来我们医院找我夏某人，因为我是九床的主治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