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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5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11)(1 / 2)

上回讲到中国古代“火药武器”的发展远远走在了同时期的岛国日本前面,并引发元朝两次东征日本。

元朝在西元1274年和1281年两次大举东征日本,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单纯的对外战争,但在“时间线”上,却和南宋的灭亡息息相关,因为此时的“蒙元政权”已经扫荡了欧亚大陆,并对南宋形成了包围态势。

“大蒙古国”在灭金后向南扩展的同时,还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其兵锋远及中亚、西亚、东欧甚至中欧,先后打败突厥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受阻于埃及“西奈半岛”后建立了“四大汗国”。

但是,蒙古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早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就发兵东征高丽,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在元朝建立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以高丽为跳板,分别在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西元1281年)发动了“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两次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元朝东征日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实,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其征服欲望则是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在这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经济原因和其他因素的共同推动,毕竟宋朝是古代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很多宋人亡国后逃到日本。

当时,“蒙古帝国”攻占“大理”后,其进攻态势就已对南宋形成合围,而南宋朝廷唯一获得援助的方式,就是通过海路向高丽、日本求援。不过,在西元1260年,“蒙古大汗”蒙哥却被“火炮”轰死于“钓鱼城之战”中(今重庆合川)。于是,正在与南宋军队交战的忽必烈不得不立刻撤兵,赶回草原上都争夺“大汗之位”。

此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贵族推举为新任的“蒙古大汗”,但在西元1264年,忽必烈则击败了阿里不哥,并夺得了“蒙古大汗”之位,且还定国号为“元”,将自己“年号”定为“至元元年”。

但是,在忽必烈夺得汗位之后,蒙古大军南下大举进攻南宋均未获得成功。而在此之前,蒙古攻灭西夏和灭亡金朝时,都是和南宋达成了协议,并采取“远交近攻”战略的。因此,在元世祖忽必烈看来,征服高丽、日本,在政治上对孤立南宋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当然,这有助于“蒙元朝廷”实施“心理战”压服南宋。

早在窝阔台主政时期,“蒙古帝国”就已经采用武力手段迫使高丽称臣纳贡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蒙元朝廷”更是采取了“和亲”的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的内政和外交,并进一步强化其“藩属国”地位。

至元十一年(西元1274 年)忽必烈更是将“皇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愖”,从而使元朝和高丽之间除了存在宗蕃关系之外,又增加了“王室姻亲”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忽必烈所说的“义虽君臣,欢若父子”的局面。从此,“蒙元朝廷”完全掌控了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使得征服欲望膨胀。

于是,元世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并希望通过遣使通好的方式,使日本也一并成为元朝的“藩属国”,以达到孤立南宋,早日统一的目的。只可惜,此举并未能获得成功,因为倭人瞧不起马背上的游牧民族。

根据史书中记载,西元1266年,郎赫德、殷弘携带“蒙元”国书出使日本,且国书中用汉文写道:“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当元朝遣使通好并带有威胁意味的“国书”到达日本后,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日本大权旁落的“京都朝廷”和实际掌权的“镰仓幕府”执权北条家发生了分歧。“幕府朝廷”认为应当对蒙古在国书中提出的要求平等立场提出婉拒,但幕府认为国书内容带有威胁意味,十分无礼,不必理会,让其自讨没趣。

最终,元世祖决定起兵东征日本。其实,这并非元朝第一次遣使诏谕日本,因在至元三年(西元1266年)八月,忽必烈第一次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文书中不乏“和好”、“通好”的字眼,但同样带有命称臣之意。

在至元四年、五年、十年,元世祖均派遣过使者出使日本,但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人多次的不理不睬已经让元朝感到颜面尽失,既然“礼”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只好用“兵”来解决,这在古代叫“先礼后兵”。

因此,可以说元朝出兵日本,除了为了达到孤立南宋的政治目的之外 ,也不乏有挽回颜面的目的,当然也有一展大国威严之意。至元十二年(西元1275年),杜世忠一行人出使日本,但却被幕府斩于镰仓西郊的龙口。倭人本意是警示元朝避免战争再起,可这一行为激起了元世祖的怒火,准备第二次进攻日本。

“文永之役”由于军队人员构成、战备物资不足的原因,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对于一向习惯了胜利并习惯了征服的“蒙元朝廷”来说,绝对不是一件能容忍之事。所以,出征日本以挽回颜面就势在必行了。

另一方面,元朝也是出于稳定国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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