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税，还要从地方财政中领取俸禄，乃贪得无厌！
这让地方的财政不堪重负。比如山西的那位生育冠军“庆王”，因生的“郡王”和“将军”过多，出现了倾山西全年税粮也不够发放“藩王”俸禄的奇观。归根结底，就是“朱八八”当年当过穷和尚和叫花子，被饿怕了！
这让大臣呼吁，再过数十年，很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情况。于是，头大如斗的皇帝只能再次改革。到了“万历年间”，朝廷实行“宗藩禄银定额化”，给俸禄定一个固定的额度。在此之后，不论该省宗室怎样繁衍增长，俸禄总数不变，这才稍稍缓解了“藩王俸禄”对大明财政造成巨额消耗。
仅仅是财政供养，也不至于被百姓怨恨。其实，由于“藩王”们身份特殊，不受官府管制，不被律法限制。因此，许多地方的“藩王”就利用自己特权，在地方横行不法，对当地百姓甚至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
有明一代，朝廷对“藩王”造反噬严防死守，但对“藩王”们恣行威福，夺占民田，欺辱官吏，强抢民女之事却特别宽容，觉得让“藩王”们引起民愤，才反而能让朝廷感到安心，毕竟能趁机削藩回血，转移矛盾。
但报应总会来到。西元1627年，陕西、山西、河南诸地发生灾荒，低温、大旱、蝗灾接踵而来。农民颗粒无收，连草根都吃光。澄城的农民王二聚拢了上百饥民，杀官造反，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而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政策优惠和巧取豪夺，“藩王”们却积累了如山的财富。比如山西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座；河南“福王”，拥有半个河南省耕地和矿产，金钱百万，家中珠玉货赂山积.....
由于家底殷实又民愤难平，按照祖制，“藩王”们还不能拥有军队。于是，这些人简直就是为农民起义军们量身定做的“补给包”，一旦失去了官府的护佑，基本上就只能坐以待毙，统统成为待宰杀的“大肥猪”。
以“福王”朱常洵为例，此人拥有河南半省之地，富甲天下，面对饥荒却不肯赈济粒米颗粮分与百姓。
崇祯十四年，贼首李自成携饥民蚁附攻陷洛阳，而“福王”朱常洵仓皇逃至“破庙”，却因身体肥胖异于常人，故很快就被抓住。“福王”朱常洵跪地乞命，但李自成不为所动，训斥道：“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将朱常洵拖下去重责四十大板，然后再当众处死。
据统计，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间，仅被农民军杀掉的“亲王”级别的宗室就有“福王”、“唐王”、“徽王”、“韩王”、“代王”、“晋王”等一十四位之多，占了当时明朝的“亲王”数量的一半以上！
至于“郡王”、“将军”、“中尉”这些杂鱼，更是多不胜数。仅山西一地，李自成所杀掉的朱姓子孙就有万人之多！明末义军如过江之卿，但不管大小，对这些朱氏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那就是要斩尽杀绝！
这间接说明，各地“藩王”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站到了天下百姓的对立面去了，本质是贫富差距太大！百姓对这些人恨之入骨。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凡朱姓者，尽皆诛杀。”
义军们对“藩王”们毫不手软的清算，吓坏了这些养尊处优的皇族们。于是，学乖了的“藩王”们学会了闻义军之风则仓皇逃窜。以楚地为例，长沙“吉王”、常德“荣王”、宝庆“岷王”等，“皆一闻贼至，望风而溃”。
地方官府在抵抗，而“藩王”却带头逃窜，对士气的影响极坏，让朝中大臣忧心忡忡。“礼科都给事中”沈胤培力陈地方藩王“闻警辄逃”是违背祖制，按明朝规矩，“藩王”不能离开自己封地，求朝廷严惩逃跑藩王。
由此，崇祯帝随即对外逃“宗藩”切旨严责，哪怕“贼兵”（农民起义军）杀上门来，也不准“藩王”们外逃避贼，并要求这些“宗族”们“固守城池，则众志成城，即以奠金汤矣！”这确实是朱元璋当初“分封”的目的。
可怜的这些“藩王”，既受制于祖制，不能招兵勤王，而且还受限于朝廷禁旨，不能私自外逃，待各地明军一触即溃后，只得固守于空城之中，坐等“贼兵”（农民起义军）的来临，真是无处喊冤，摆烂等死。
而明朝“藩王”因上进之路被堵死，所以大多不学无术、目光短浅，即使坐于城中，也基本上以帮倒忙为主。比如郏县一战，明军精锐尽失。但为了防守西安，朝廷紧急征调五千川军协防，结果却差强人意。
西北天寒地冻，南军未曾配发御寒的衣物，而“秦王”朱存枢又富甲天下。于是，西安守将们劝“秦王”朱存枢捐点银两给奉命来援的川军们添点御寒衣物，却被“秦王”朱存枢一顿臭骂，把对方骂得一文不值。
川军义愤至极，索性开门投降了李自成，导致“秦王”朱存枢被活捉，并且全部家财都被充当了军资。
而且，这并不是孤例，以“